原標題：從近代學人對國學分類的摸索看年夜學國學學科設置
作者：曾光光
來源：《安徽史學》2019年第2期
時間交流：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臘月初八日甲辰
耶穌2020年1月2日
內容撮要：國學與我國現行學科目錄體系雖然有著必定的沖突，但在我國現行的教導科研體制之下，國學要在我國高級教導科研體系中占有一席之地并獲得長足發展，確有將其納進學科目錄的需要。若將國學納進現行學科目錄體系，國學若何分類分科就是一個必須答覆的關鍵問題。自近代以來，諸多中國學人于此問題已有不少無益的思慮與實踐。借鑒近代中國學人有關國學分類的思慮，可嘗試將國學劃分為經學、國史學、諸子學、文章學、小學、國學理論與國學史等具體學科。
關鍵詞：近代中國/國學/年夜學/學科設置
基金項目：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項目“近代國學思潮與中國傳統學術文明創新研討”(18BZS101)的階段性結果。
作者簡介：曾光光，暨南年夜學歷史系傳授，歷史學博士。
今朝我國年夜學開展國學教導及研討的途徑與方法年夜致有以下幾種：一是采取通識教導的方法，即在年夜學開設國學選修或通識課程；二是在年夜學設置專門研討國學的研討院所，國學研討院所的科研人員可根據本身的研討標的目的申報相關學科的職稱，若招收研討生，學生畢業時可按論文研討標的目的授予相關學科及專業的學位；三是設立國學專業，培養國學專門人才。前兩種方法與我國現行學科目錄體系并不沖突，是今朝我國年夜學開展國學教導與研討的重要方法，但要在年夜學設置國學專業，就觸及將國學納進我國現行學科目錄體系的問題。在我國現行的教導科研體制之下，國學要在年夜學教導科研中占有一席之地并獲得長足發展，確有將其列進學科目錄體系中的需要。國學教導今朝在我國高校所面臨的種種困難，就與國學迄今還未被納進我國現行學科目錄體系親密相關。國學能否應該被納進我國現行的學科目錄體系中，是學術界近年來爭議較多的話題。①隨著國學熱在我國不斷升溫，國學在年夜學教導中日益遭到重視，將國學納進學科目錄體系的呼聲也漸高。若將國學納進現行學科目錄體系，若何對國學進行分級分類是此中一個非常關鍵與具體的問題。關于這個問題，已有不少學者提出了各種分歧的設想與計劃，迄今也無較為統一的見解。②其實，自中國近代國學思潮興起以來，不少倡導國學的中國學人對于國學分類的問題已有不少無益的思慮與實踐，他們關于國學分類劃分的種種摸索可以為明天我國年夜學國學分級分科的設置供給借鑒與思緒。本文擬對近代中國學人有關國學分類的種種思慮進行系統梳理與對比剖析，并嘗試在此基礎上提出有關國學學科分級分科的設想。
我國現行學科目錄體系分為學科門類、一級學科、二級學科三級，故若將國學納進學科目錄體系，就有三種可供選擇的計劃，一是將國學列為一級學科；二是將國學列為二級學科；三是將國學列為學科門類。若將國學作為一級學科置于與之最為接近的歷史學學科門類之下與考古學、中國史、世界史三個一級學科并列，其優點是不消增加調整現有學科門類，但弊端也很明顯：一是國學與中國史等學科之間在內容上存在重疊與穿插，二是使國學局限于歷史學一隅，這就與國學“無所不包”的特徵私密空間相沖突了。③將國學列為一級學科尚面臨范圍受限的問題，遑論將其列為二級學科了。若將國學新聚會場地列為學科門類與文學、歷史學等學科門類瑜伽教室并列，其優點在于：一是可以進步國學的位置。國學在獲得獨立的學科門類的位置后將極年夜地促進國學的發展，這也是今朝部門國學倡導者建議將國學設置為學科門類的重要緣由。二是將國學直接設為學科門類與歷史、哲學、文學等學科門類并列，雖然也面臨將“無所不包”的國學與其他學科門類朋分開來的問題，但恰是因為將國學列為與歷史、哲學、文學等并列的獨立的學科門類，國學也就擺脫了歷史、哲學、文學等學科門類的局限而具有了廣闊的拓展空間，國學“無所不包”的特徵也可在國學學科門類之下的一級學科、二級學科的設置上得以充足體現。
共享會議室
若將國學列為學科門類，舞蹈場地就觸及其下列一級、二級學科若何劃分與設置的問題。關于小樹屋國學學科的層級劃分設置問題，可以參考哲學學科門類的劃分設置方法。在現行學科目錄體系中，哲學學科門類之下的一級學科就為哲學，二級學科再具體劃分為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哲學、外國哲學、邏輯學、倫理學、美學、宗教學、科學技術哲學。借鑒這種劃分法，在設定國學學科門類后，在國學學科門類下設國學一級學科，國學一級學科下再細分二級學科。二級學科若何細分，就觸及國學具體分類的問題了。近代以來，不少倡導國學的學人圍繞國學分類的這一問題展開了廣泛而深刻的討瑜伽教室論，他們所探討的國學分類問題與我們明天面臨的國學學科分級分科問題有諸多契合相通之處，正好可資借鑒。為說明問題，現將近代中國學人有關國學分類的思慮分類梳理列舉如下：
(一)主張從中國傳統學術的角度對國學進行分類劃分
近代中國學人以中國傳統學術為標準對國學進行分類的主張舉其要者年夜致有以下幾類：其一，從漢宋學的角度將國學分為漢學、宋學兩年夜類。如范皕誨將漢學視為“知”，將宋學視為“行”，兩者相加，恰是“兼知兼行”、“即知即行”的知行合一。④其二，從四書五經六藝的角度對國學進行劃分。如聞一多在《論振興國學》中就以《禮》《樂》《書》《詩》《易》《年齡》來歸納綜合國學：“顧《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違意，《易》以道化，《年齡》以道義。江河行地，日月經天，亙萬世而不渝，臚萬事而一理者，古學之為用，亦既廣且年夜矣。茍披六合之純，闡前人之真，俾內圣外王之道，昭然若日月之揭。且使全國咸知圣人之學在實行，而戒多言。葆吾國粹，揚吾菁華，則文雅不終喪，而五帝缺乏六矣。”⑤其三，從中國傳統圖書書目分類的角度將國學劃分為經、史、子、集四個部門。近代學者持這種觀點的不少。其代表有吳汝綸、鄧實、顧實等人。吳汝綸曾任京師年夜學堂總教習，他于1902年赴japan(日本)考核教導，期間撰成《學堂書目》，為中國各級學堂學生開列學習書目。他在《學堂書目》中特別舉出“會議室出租中國專門學”學習階段，從其設想來看，“中國專門學”為年夜學堂階段后研習中國學的專門階段。他為這一階段的學生開設的書目就分為經、史、子、集四個部門。一些近代學人在按四部門類法即經史子集的角度往歸納綜合、劃分國學的時候，常根據本身的懂得有所增刪調整。如鄧實在《國學講習記》中將“國學”分為“一國之經學”、“一國之史學”、“一國之子學”、“一國之理學”、“一國之掌故學”、“一國之文學”五類。⑥又如顧實在《國學叢刊》發刊辭中將國學分為：“小學類”、“經學類”、“史學類”、“諸子類”、“佛典類”、“詩文類”六類。⑦
對于以經史子集四部法為重要標準來劃分國學，近代的一些學者并不表認同。聞宥對此還進行過系統的剖析批評：其一，清代四部劃分為四十四類，古人若“以之為憑藉，終覺迷亂而無所措手”。其二，四部的分類法重情勢而不重本質，這種分類法看似清楚實易惹起混亂，如“經類之《年齡》，其質實同于史類。史類之傳記，其質實混于小說。而其他子類中之術數，由經類遞演而出，經類之雜禮，與史類綜雜相關。釋道二家，獨立則不倫，進子則掉所，此皆但依情勢所無法貫通者”。其三，古今以來，四部之名、義已經發生了諸多變化，四部之名，多有“無當”。以“經”為例，“世所謂經，乃指圣人述作之經常法式而言，而不知其本義織也。古以竹簡成書，編絲綴屬，故得是名。即以轉義言之，經亦現代典籍之通稱，故老子之書曰《品德經》，《墨子》之書有經高低。即更以狹義言之，如章學誠言經皆官書，則《論語》《孝經》何故與之同類，而后世官家典籍多矣，又何故反不得與。可知經之一名，反復牴觸，百紛歧當”。⑧
(二)依照現代學科的分類方法對國學進行分類
近代以來，西學在中國廣泛傳播，近代中國學人在研討方式上也深受西學影響，故在國學進行分類這一問題上，近代中國學人多采取現代學科的分類方法，這此中以胡適為代表。早在1922年，胡適就應清華學校學生之邀開列《一個最低限制的國學書目》，以使清華學校的學生學習“一點系統的國學知識”。⑨在此文中，他將所選國學書目分為東西之部、思惟史之部、文學史之部。1923年，胡適在《國學季刊》的發刊宣言中對國學進行了更為細致的分類。他提出，國學研討的目標就是要“做成中國文明史”，“中國文明史”之下分有平易近族史、語言文字史、經濟史、政治史、國際路況史、思惟學術史、宗教史、文藝史、風俗史、軌制史。⑩與胡適的分類法相類似，許嘯天提出，要將國學按“政治學、政治史、社會學、社會史、文學、文學史、哲學、哲學史，以及一切工業農業數理格物，一樣一樣的收拾出來，再一樣一樣的歸并在全世界的學術界里”。(11)胡適、許嘯天等人于此采用的就是東方現代學科的分科法，這種分類法在中國近代以來的國學研討中占有主流位置。在這種分類法之下，國學事實上被分化到文學、史學、哲學等現代學科中往了，經學與諸子學由于在現代學科體系中沒有相應地位而逐漸邊緣化。國學事實上被分化到現代諸學科中又使國學于現代學科如政治學、政治史、社會學、社會史、文學、文學史、哲學、哲學史甚至“一切工業農業數理格物”無所不包，這種于現代學科無所不包的特徵恰是將國學納進現行學科目錄體系的一個困擾與癥結地點。若按現代學術標準對國學進行分類分科，勢必與現行學科目錄有著諸多沖突重疊。
(三)將中國傳統圖書分類方法與現代學科分類方法混用對國學進行分類
將統中國圖書分類方法與現代學科分類方法混用對國學進行分類也是近代以來的中國學人較常采用的一種分類方法。采用這種分類方法時觸及一個主次問題，即在分類時是以中國傳統圖書分類方法為主還是以現代學科分類方法為主。上舉如鄧實在《國學講習記》中將國學分為經學、史學、子學、理學、掌故學、文學六類就是以中國傳統四部門類法為主，但又兼采了現代學科的分類方法。錢基博在《國學文選類纂》中也采取了類似的分類法，他在此書中將國學分為小學、經學、子學、史學、文學、校讎目錄六部。(12)相較之下，近代中國學人在對國學分類時更傾向于以現代學科分類方法為重要標準，如章太炎在《國學概論》中將國學區分為經學、哲學、文學三年夜類就是這般，又如梁啟超應《清華周刊》之邀所撰《國學進門書要目及其讀法》將國學書目分為修養應用及思惟史關系書、政治史及其他文獻書、韻文書、小學書及文法書、隨意涉覽書五年夜類也是采取了此種分類方法。以上所舉章太炎、梁啟超級人的分類都較為細緻，與之相較，一些近代學人對國學的分類則較為細致，如胡樸安將國學細分為以下七類：哲理類、禮教類、史地類、語言文字類、文章類、藝術類、博物類。與此類似，聞宥在《國學概論》中將國學分為以下八類：語言文字類、哲理類、史地類、文章類、美術類、博物類、禮教類、數技類。(13)總體來看，胡樸安、聞宥在對國學進行分類時重要采用的是現代學科的分類法，但他們此中所舉的“禮教類”又是出自講座場地經史子集中的經部，“數技類”則應是出自經史子集中的子部，這些都是對中國傳統學術分類標準的兼采。除了以上所舉，中華圖書館協會及北京圖書館編纂出書的《國學論文索引》更具代表性。從1929年7月至1936年6月，中華圖書館協會連續出書了《國學論文索引》(1929年7月)、《國學論文索引續編》(1931年7月)、《國學論文索引三編》(1934年10月)、《國學論文索引四編》(1936年10月)。《國學論文索引》《國學論文索引續編》的扉頁書名為蔡元培題寫；《國學論文索引三編》《國學論文索引四編》的扉頁書名為錢玄同題寫。1955年，北京圖書館又出書了《國學論文索引五編》。該編由北京圖書館已故職員侯植忠抗戰前所編，所收期刊以1937年6月前出書者為限。《國學論文索引五編》扉頁印有一簡短說明：“我館以前曾陸續編印過國學論文索引一至四編。抗戰前，已故職員侯植忠接著完成了第五編，但一向沒有付印。比來有好些單位了解我們有這部底稿，紛紛前來抄錄。為了免于大師抄錄的麻煩，特將所有的底稿油印出來，以供有關單位內部參考。”(14)這套規模頗為巨大的國學書目索引在分類問題的處理上較為周到。就1929年7月出書的《國學論文索引》來看，其目錄分為總論、群經、語言文字學、考古學、史學、地學、諸子學、文學、科學、政治法令學、經濟學、社會學、教導學、宗教學、音樂、藝術、圖書目錄學等十七年夜類及若干小類。(15)除“群經”、“諸子學”外，整個分類重要是采取了現代學科的分類法。隨后的續編、三編、四編、五編在國學目錄分類上只在類別稱呼上稍有分歧，總體上年夜同小異。如經學，在《國學論文索引》中名為“群經”，在《國學論文索引五編》則稱為“經學”。名稱雖異，所指統一。
由上所述，可知近代中國學人劃分國學類別重要有以下幾種方法，一是主張完整從中國傳統學術的角度對國學進行劃分；二是完整依照現代學科的分類方法對國學進行分類；三是將傳統圖書分類方法與現代學科分類方法混用兼采對國學進行分類，這種混用分類法中又有重要采取中國傳統圖書的分類方法還是重要采取現代學科分類方法的區分。由以上剖析，可知完整或重要按現代學科標準對國學進行分類，其分類結果多與現有學科目錄的各級分類特別是二級學科沖突重疊，皆不成取。假如要將國學列進現行學科目錄體系，其實質是將中國傳統學術體系融進到現代學術學科體系中。既然是將傳統中國學術融進現代學科目錄，為防止國學與現代學科目錄之間的沖突重疊，一種可行的思緒就是完整或重要采取傳統學術分類標準對國學進行分科分類。
(一)完整采取傳統學術分類標準進行分科分類
從這個角度出發，其實有兩種思緒，一種思緒是單一的采取某一種傳統學術的分類標準。此種思緒簡單清楚，但中國傳統學術涵括面廣，各家見解各異，采取一家之說為分類標準，其局限性也顯而易見。另一種思緒是兼取中國傳統學術中的分歧分類方法，以防分類的偏頗或缺乏，如毛澄宇在《國學》敘言中就把國學范圍定為以下幾個方面：經、史、理學、百家、辭章。(16)這種分類法就兼取、混了用中國傳統學術中的多種分類法。兼取混用的分類思緒雖易導致分類的穿插重疊瑜伽教室，但其優點是可以防止只取一種分類標準的局限與偏狹。
(二)重要采取傳統學術分類標準進行分科分類
所謂“重要采取”就是在對國學進行分科分類時以中國傳統學術分類方法為重要參照標準，同時兼采現代學科分類以補缺乏。前文已經述及，將中國傳統圖書分類方法與現代學科分類方法混用對國學進行分類是近代以來的中國學人較常采用的一種分類方法。在具體采取這種分類方法對國學分類時，近代學人多以現代學科分類方法為標準。采取這種分類方法對國學進行分類，其分類結果勢必與現行的學科目錄體系多有沖突。若調整一下思緒，即重要采取中國傳統學術分類標準而非重要采取現代學科的分類標準對國學進行分類，這種思緒與方式的可取之處在于：既堅持了國學的自有特征，又防止了會議室出租與現行學科目錄的重疊沖突，還可兼采現代學科以補缺乏。章太炎在《國學概論》與《國學演講錄》中曾從分歧角度對國學進行過分類，他在分歧時期對國學分類的分歧思慮與嘗試對我們明天思慮國學分類具有必定的啟發意義。章太炎寫作《國學概論》的時間是在1922年，在《國學概論》中，他將國學分為經學、哲學、文學三年夜類。《國學講演錄》的講演時間在1935年至1936年間，在《國學講演錄》中，他將國學分為小學、經學、史學、諸子、文學五類。《國學概論》中的分類顯然是重要采用了現代學科的分類標準，《國學講演錄》則重要是按中國傳統學術的分類標準進行分類，同時兼采了現代學科的分類。從時間上考核，章太炎的《國學概論》要晚于《國學講演錄》，后者的分類應該是對前者分類的修改，或許說章太炎應更傾向于后者的分類。
筆者于此將在借鑒近代中國學人有關國學分類思緒的基礎上提出有關國學分類的設想。在提出具體的分類設想前，先強調以下三點：
一是在國學學科層級的劃分上，本文借鑒類似現行學科目錄體系中哲學學科的分層分類方法。在設定國學學科門類后，在國學學科門類下設國學一級學科，國學一級學科下再細分二級學科。對國學分類問題1對1教學的探討有助于國學二級學科若何劃分這一關鍵問題的答覆。
二是關于思緒的借鑒與兼采問題。在下面的論述中，筆者分別論述了完整采取中國傳統學術分類標準及重要采取中國傳統學術分類標準對國學進行分科分類的各自優勢。在思慮將國學納進現行學科目錄體系及國學二級學科具體分科的問題時，可兼采這兩種國學分類的各自長處：一是借鑒對中國傳統學術各派有關學術分類方式混用兼采的思緒；二是借鑒在重要采用中國傳統學術分類標準基礎上輔以現代學科分類標準對國學進行分類的思緒。
三是本文在思慮將國學納進現行學科目錄體系及其二級學科的具體分類時，將以經史子集四部法作為分類的基礎依據展開。縱觀近代學人從中國傳統學術分類標準對國學分類的思慮，他們多采用中國傳統圖書經史子集四部門類法為重要依據，如上舉鄧實、錢基博諸人的分類法都是以傳統四部門類法為主體。
假如以中國傳統圖書經史子集四部門類法為國學分類的重要依據，問題也就具體化為若何圍繞“經史子集”展開增刪調整。在增刪調整時，本著兼采的思緒，筆者對中國傳統學術的其他分家教類法及現代學科的分類法均有采用。
關于“經”的設置，應該是最無私密空間爭議。一是因為“經學”與現行學科目錄體系中的各級門類、學科沒有任何沖突，且近代學人對此基礎都持認同態度。錢基博就曾說：“國學一線，端系‘六經’”(17講座場地)；何鍵也曾說：“國學應當包含經史子集四部在內，并不以經為限，可是中國的學問，無不以經為根據。所以研討國學，當然要以經為首。”(18)
“史”為四部中的一部，在國學中也具有主要位置，被有的學者視為“國學之體”的主要組成部門。(19)從這個角度看，“史”在國學分類中須保存一席之地。問題在于，若將“史”學直接設為“國學”一級學科下的二級學科，顯然與現行學科目錄體系中“歷史學”學科門類相沖突，更與“歷史學”學科門類下的“中國史”一級學科沖突疊合。鑒于“史”在國學中的位置，天然不成將其從國學分類中剔除不顧。一種變通可行的方式是將“史”以“國史”名之作為二級學科置于國學一級學科之下。這般設置的來由與優點在于：一是保存會議室出租了“史”在國學中的地位；二是以“國史”名之，又使其與作為學科門類的“歷史學”及作為一級學科的“中國史”相區別。在現行學科目錄體系中，“歷史學”學科門類下的“中國史”一級學科下設歷史地輿學、歷史文獻學、史舞蹈教室學理論及中國史學史、中國現代史、中國近代史、中國現代史、專門史等七個二級學科。在此分類之下，作為整體的“中國史”事實上被分化割裂開來。在國學一級學科下設“國史”二級學科以作為整體的中國歷史為研討對象，在名稱上既與作為歷史學科門類下的一級學科“中國史”相區別，在內容上正可補歷史學科門類下的一級學科“中國史”下各二級學科彼此朋分之缺乏。
近代學人在思慮國學分類時都為“子”學留有空間，只是在名稱上稍有分歧，如鄧實在《國學講習記》中將其稱為“一國之子學”；顧實在《國學叢刊》發刊辭中將其稱為“諸子家教類”；章太炎在《國學講演錄》中則稱之為“諸子”。稱呼方法雖略有分歧，但其所指完整一樣。綜合比較，以“諸子學”名之顯得簡單清楚。
“集”重要收錄詩文詞總集和專集等，包含楚辭、別集、總集、詩文、詞曲等5個年夜類。“集”應該與現行學科目錄體系中“文學”學科門類下的一級學科“中國語言文學”年夜致接近。縱觀近代學人有關國學分類的設計，直接以“集”列進國學分類中的幾乎沒有，但與“集”相對應的提法則有不少：如顧實在《國學叢刊》發刊辭及章太炎在《國學講演錄》中均有“文學”的提法；毛澄宇在《國學》敘言中有“辭章”的提法(20)；宋育仁在《國學學制改進聯合會宣言書》中則有“詞章”的提法。近代學人在思慮國學分類時為何普通都把“集”項往除而代之以“文學”、“辭章”等提法?其重要緣由就在于“集”的提法實為“書之分類，不得為學之分科”。(21)經史子集中，經、史、子三部既可作為圖書類別，也可作分科之用，分別對應經學、史學、諸子學，唯獨“集”僅為圖書類別。故近代中國學人在借用四部法對國學分類時，多保存經、史、子，而將“集”變更為“文學”、“中國文學”或“辭章”等。在設想將國學納進現行學科目錄體系這一問題時，顯然不克不及在國學學科門類下設置“文學”或“中國文學”，否則與現行學科目錄體系中的“文學”學科門類相沖突。但文學在國學中的位置又很是主要，時人論及此點時曾說：“中國國學之尤為可貴者，端推文學。”(22)蔡方忱在《振興文學以保留國粹說》中也曾說：“文學者，文字之學也。是以保留國粹，實以振興文學為唯一之主義焉!”(23)若要將“文學”納進國學學科門類之下又不至與現行學科目錄體系相沖突，一種變通的方式就是名之以“文章學”納進國學體系中。義理、考證、文章實為傳統中國學術研討的三種路徑，清代古文大師姚鼐曾說：“全國學問之事，有義理、文章、考證三分，異趣而同為舞蹈教室不成廢。”(24)此中“文章”年夜致與“文學”相對。由于中國傳統學術中的“文章”之學對中國詩文詞賦的廣泛包括及其對文章之“法”的強調，故將“文章學共享空間”列于國學學科門類下，在名稱上既與現行學科目錄體系中的“文學”學科門類及其下的“中國語言文學”一級學科相區別，在內容上也正可補“中國語言文學”下二級學科朋分之缺乏。需求強調的是，在國學學科之下所設的“文章學”并非是對“集”的別稱，而應視為是對中國傳統學術中“義理、文章、考證”三分法的兼采。
綜上所論，借鑒經史子集四部門類法，可將國學劃分為經學、國史學、諸子學、文章學。除此之外，似還可增加以下兩項：
一是增加“小學”一項。從圖書類別上，小學為經學附庸，可瑜伽場地分為訓詁、字書、韻書三屬。從研討方式上，小學是專指中國現代研討文字訓詁音韻方面的學問。小學是研討中國傳統學術的基礎工夫，聞宥曾說：“語言文字之研討，為一切國學之條件”，“故向來學者，每勉人以讀書先求小學”。(25)恰是鑒于小學之于國學研討的基礎性與主要性，故近代學人在思慮國學分類問題時，多有列進小學者。如王易在《國學概論》中提出：“經學、小學、哲學、史學”四者為國學之體，而文學、“兵家數術方技之學”等反不在四體之內。(26)又如章太炎在《國學講演錄》中將國學分為小學、經學、史學、諸子、文學五類，小學居于五類之首，可見章太炎對小學的重視。
二是增加“國學理論與國學史”一項。在我國現行學科目錄體系中，諸多一級學科在劃分二級學科時，年夜多為學科理論研討與學科發展史留有地位。如“中國史”一級學科下設的二級學科中設有“史學理論與史學史”；“教導學”一級學科下設的二級學科中設有“教導學道理”。由此，可借鑒現行學科目錄體系的分科法在國學二級學科中考慮設置“國學理論與國學史”。加之以上所設計的經學、國史學、諸子學、文章學、小學等二級學科對國學有朋分隔離之嫌，設置“國學理論與國學史1對1教學”正好可以對國學進行綜合、縱向及理論上的研討。
不論是近代中國國學思潮的萌發還是由此而引講座場地發的對國學分類問題的討論，都觸及中西文明融合兼采的問題。在歐風美雨日盛的近代中國，要實現這樣一種學術兼采并不不難。就近代中國學人對國學分類的相關思慮與摸索來看，“西”往往占到了主導的位置，而“中”在事實上成了陪襯或點綴。隨著時代的發展，中西文明之間的態勢也在悄然發生變化。假如說中國近代學人對國學的倡導及對國學分類的思慮更多的是對東方文明的被動適應，明天的中國學人對設置國學學科的思慮則加倍重視中聚會場地國傳統學術文明的位置，加倍強調對中國傳統學術分類標準的堅守，是一種加倍積極主動的文明態度。
客觀而言，將國學納進現代學科目錄體系雖無方枘圓鑿之感，但在現代學科體系主導我國高校教導科研的現實佈景下要弘揚、發展國學，就必須為國學找到納進現代學科目錄體系的具體方法與路徑。筆者于此借鑒近代中國學人劃分國學的思緒嘗試將國學劃分為經學、國史學、諸子學、文章學、小學、國學理論與國學史六類并將此六類列為國學一級學科下的二級學科只是一種年夜致的設想。
國學畢竟能否應該納進以及以何種情勢納進到現行學科體系中?在將國學列為國學學科門類的條件下，畢竟應若何劃分一、二級學科甚至三級學科?國學各學科對應專業的相關課程若何設置等具體問題都還有待進一個步驟詳細剖析論證。
注釋：
①關于國學能否應該被納進現行學科目錄，學界對此爭議較年夜。一些學者重要從國學與現代學術不相兼容的角度不贊同將國學納進學科名錄。如張分田認為：國學獨尊儒學，不適合現代，且其涵義混亂，無法界定學科，假如將“國學”列進一級學科目錄，會對中國現代學術產生負面影響(見張分田：《“國學”不宜用于定名一級學科》，《天津社會科學》2010年第3期)。一些學者從現實需求的角度主張將國學納進學科目錄，如吳根友：《傳統學問共享會議室(知識)分類體系的演變與當代“國學”一級學科建設問題初探》，《學海》2012年第4聚會場地期。)
②關于國學學科若何具體分層分科，多數學者主張將國學設為一級學科，然后再下設二級學科，一些學者還就二級學科的設置提出了具體計劃。近年來，也有學者主張將國學直接設為“國學門類”。如朱漢平易近就提出將國學增設為一個獨立的學科門類，儒學則是國學學科門類下最主要的一級學科(見朱漢平易近：《儒學應該是國學門類下的一級學科》，《孔子研討》2016年第4期)。關于國學學科若何細分的問題，學者們的見解紛歧。
③蔡尚思：《中國學術年夜綱》，上海啟智書局1931年版，第5頁。
④范皕誨：《青年國學的需求》，《青年進步》第63冊，1923年5月，第23頁。
⑤聞一多：《論振興國學》，《清華周刊》第77期，1916年代17日，第2頁。
⑥鄧實：《國學講瑜伽場地習記》，《國粹學報》第19期，1906年8月9日，第4頁。
⑦顧實：《〈國學叢刊〉發刊辭》，《國學叢刊》第1卷第1期，1923年3月，第1頁。
⑧聞宥：《國學概論》，《國學》第1卷第3期，1926年，第21頁。
⑨胡適：《一個最低限制的國學書目》，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3)，北京年夜學出書社2013年版，第80頁。
⑩胡適：《發刊宣言》，《國立北京年夜學〈國學季刊〉》第1卷第1號，1923年1月，第12-13頁。
(11)許嘯天：《〈國故學討論集〉新序》，許嘯天輯：《國故學討論集》上，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書社2016年版，第4頁。
(12)錢基博：《〈國學文選類纂〉總敘》，錢基博：《國學文選類纂》，上海古籍出書社2012年版，第1頁。
(13)聞宥：《國學概論》，《國學》1926年第1卷第3期，第22-23頁。
(14)《國學論文索引五編說明》，劉修業等編：《國學論文索引全編》(4)，國家圖書館出書社2011年版，第5頁。
(15)參見徐有富：《論我國索引源流與近現代報刊資料的應用途徑(代序)》，劉修業等編：《國學論文索引全編》(1)，國家圖書館出書社2011年版，第15頁。
(16)毛澄宇：《〈國學〉敘言》，《國學》第1期，1914年7月，第12-13頁。
(17)錢基博：《〈國學文選類纂〉總敘》，錢基博：《國學文選類纂》，第6頁。
(18)何鍵：《要用最新的科學方式來研討國學》，《國光雜志》第17期，1936年5月16日，第49頁。
(19)王易：《國學概論·導言》，王四同編：《大師國學·王易卷》，天津國民出書社2008年版，第6頁。
(20)毛澄宇：《〈國學〉敘言》，《國學》第1期，1914年7月，第13頁。
(21)宋育仁：《國學學制改進聯合會宣言書》，桑兵等編：《國學的歷史》，國家圖書館出書社2010年版，第297頁。
(22)高旭：《南社啟》，高長海、金菊貞編：《高旭集》，社會科學出書社2003年版，第499頁。
(23)蔡方忱：《振興文學以保留國粹說》，《藝文雜志》第1期，1917年4月，第11頁。
(24)姚鼐：《復秦小峴書》，《惜抱軒詩文集》，上海古籍出書社1992年版，第104頁。
(25)聞宥：《國學概論(續)》，《國學》1926年第1卷第4期，第7-8頁。
(26)王易：《國學概論·導言》，王四同編：《大師國學·王易卷》，第6頁。
責任編輯：近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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